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
温铁军
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
有调查证明，中国沿海地区的低层劳动力价格10年没有上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有5亿，实际上大多数农业劳动是由半劳力承担的，因此，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这就导致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者也因此根本没有条件建立能够与雇主进行谈判的地位。
在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资本也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这样才能在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中变成资本的增量收益。因为，资源价格压低之后产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收益，大部分都是被大资本所占有的。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发生的大城市超前繁荣、传统农区却难免衰败的趋势，就是这个规律的作用使然。
因为军事竞赛的规律就是，增加哪怕1%的投入，都将可能形成100%的优势。
为什么现在国有银行据说有多少不良资产率，但老百姓照样存款，没人怀疑存款会贬值？那是因为，国有银行的信用程度并不在于按照“巴塞尔协定”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多是少，而在于它背靠着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亦即所谓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差别就还是存在，那贫富差别和区域差别呢？恐怕这三大差别都还是会存在的。
再说了，有机会你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因为咱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因为现在的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如果农民真的彻底离开农村，家里那块地就没了。所以尽管开放农民打工已经12年了——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万以上的农民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流动打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12年过去，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定居下来的很少。假定我们想加快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墨西哥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的。这种城市化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那咱们有这个财力吗？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使政府想给农民提供必要的补贴，但对于2.34亿农户，对于8.17亿分散的农业人口来说，这个交易成本太大了：不知道该给谁，该怎么给。因此，即使是扶贫资金，落实到农户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是目前一个无法解决的制度问题。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民即使不懂经济，内心深处也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半数以上的家庭在股市上炒股，人们几乎不储蓄，大部分是超前消费，凭的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发行这张绿色的纸。
很多人在强调引进外资的时候恰恰没有注意到，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一旦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来输出设备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就要转向军事工业，输出战争设备。规律性的结果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战争的形式扩展工业设备生产，不仅向欧洲，而且还向中国输出。
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大工业一旦形成，必然要求大规模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必然与别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必然要求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采取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只不过是政治手段中比较极端的。任何政治问题背后都有其经济原因，因此，在没有形成苏东体系与西方对抗之前，工业化国家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然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才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国际冲突。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个体化”的私有制经济，是建立于西方自己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而东方这种“群体化”的公有制经济类型，则是建立在自己五千年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官方银行既然官定不能破产，就只能采取某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变相放高利贷。既然规定不能高息，那就只好通过搞财务公司、投资公司的违纪拆借等手段，由这些相关公司去高利放款，这就是企业到银行借不到款，而要拿到贷款就得都是高息的原因。
产权改革的实质是：必须重视对劳动者财产权利的承认，还原他们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付出的劳动剩余价值。
第三产业是不能放在轮子上移动的产业。
小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都必须以产权制度建设为前提，只有在要素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之后，才可以加快向城镇流动，农民才可以在占有收益而不直接占有实物资产的条件下“离土离乡”。
检验产业化是否成形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能否形成产、加、销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率。
中国当代的改革其实应被看作由亿万劳动者积累的约三万亿元国家资本的一次再分配。
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国家资本社会化来还原劳动者在改革之前的30年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
毛泽东提出合作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制度，即把自治形态的农村社区变为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使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成为公社社员，这就奇迹般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府的控制下伸到农村基层。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除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
可以认为，国家资本悄然改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这是认识中国城市经济问题的关键。
既然部门垄断资本和单位所有制是中国乃至苏联、东欧诸国国有经济的通病，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明晰产权，即通过还原企业资产中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积累为“劳动者资本份额”，使之成为劳动者大量投入劳动、进行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的基础。这是推行股份制的真正合理内涵。
中国的发展，原因在于农村生产力解放；中国的政治稳定，原因在于农村自治社会与基层政权的新型政治关系。
假设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
小农经济从事的种植业当然都是亏损的，就得靠涉农领域的合作经营来补贴种植业的亏损。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
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的匮乏。
如果人们能够对复杂经济过程的最后结果进行认真归纳研究，就会发现历次的中国经济危机都能软着陆，其苦果最终是由“第三世界”——中国内部的第三世界——广大农民来承担的。